在大多的时候，要改变人们头脑中某种传统的观念是非常困难的。即使那种观念在当时或后来看起来都是很荒谬的。在《避免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里，作者对避免药物的发明和推广的精彩叙说，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意义。
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想到，现在有亿万人服用的避孕药，它的产生和被社会接受是如此艰难，它的问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就是《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这本书要讲的故事。全书共四篇二十四章，近30万字，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避孕药研制、生产和推广的艰难历程，第二部分描述避孕药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全世界每天发生1亿次性交。如果l0％引致妊娠，那就是1千万。如果50％顺利分娩，那就是每天新生500万，一年全世界增加人口近18亿。如果没有避孕药物和生育控制规划，那将会发生多大的灾难：要么严厉压制“生物学绝对命令”的性欲（桑塔耶纳），这恐怕是任何人和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要么任那些拥挤在过于狭窄的地球上的人类发生饥馑、疫病、掠夺、战争、自相残杀和生态灾难。但避孕和生育控制的最初倡导人并没有想那么多。伟大的避孕和生育控制的先驱，玛格丽特·桑吉尔想到的是妇女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她的母亲生她时已经有了5个孩子，还身患结核病，生出她以后又生了5个孩子，还流产过7次，因此她母亲身体虚弱，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在她20岁时去世。她目睹她周围女性与她母亲共同的遭遇，决心献身于生育控制事业。1916年她在纽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生育控制诊所。开张前她和她的护士同道，散发了5000份传单：“母亲们！你们能供养一个庞大的家庭吗？你们想要更多的孩子吗？如果不，为什么不采取点措施：不要堕胎，别冒生命危险，要预防。那么，到我们这里来，您就可以在训练有素的护士的帮助下获得安全、保险的办法……请告诉你们的朋友和邻居，我们热忱欢迎所有的母亲。”诊所开张那天，100多人前来求助。无数妇女给她来信。其中有一位来自新泽西的妇女说：“我今年30岁，结婚已经14年，有11个孩子，他们最大的13岁，最小的1岁。我的肾脏和心脏有病，我们很可怜。桑吉尔夫人，您能帮助我吗？……医生大多是男人，他们没有生过孩子，所以他们毫不同情一个可怜的、为病魔缠身的母亲。而您是一个母亲，您知道这一点，求求您可怜可怜我，帮帮我吧，求求您了。”“又及：请您告诉我……怎样能买到塑胶的子宫托。这里的医生说他们不知道。”但警察没有少找她麻烦。诊所开张第10天，警察就将她逮捕，在诊所里翻箱倒柜，没收了464份病例和全部的避孕套、避孕膜及使用手册。她屡遭法院审讯，因为她触犯了美国禁止避孕的法律。但法官摄于众怒，不敢贸然判她有罪，让她在缴纳罚款与在监狱里蹲上若干天之间作选择。但她宁愿选择后者，并在监狱中教女犯人读书识字，进行绝食斗争，服刑期满后她走出监狱大门，与她的志同道合者一起高唱“马赛曲”。经过她和她的同道的坚韧不拔的斗争，她们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桑吉尔夫人倡建了美国和世界的有计划做父母联合会（PPF，在我国通译为“计划生育联合会”），这一组织至今在全世界的生育控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避孕药的推广使用必然要冲击历时千年的性观念。这种性观念认为性本身没有意义和价值，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生育。一切非生育的性活动都是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中国的儒家认为，性“非为色也，而为后也”。性是为了实现儒家对孝的要求——传宗接代，避免最大的不孝———无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西方的基督教教会，尤其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根据《圣经·创世纪》38章中关于上帝杀害了在性交时将精液射到地上的欧南的记载，始终反对避孕和任何生育控制。这种传统的性观念已经体制化在一些国家的法律和教会的教规之中。1965年美国还有17个州有反对避孕和生育控制的法律。1961年耶鲁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主任巴克斯顿和康涅狄格州家庭计划委员会主任格里斯沃尔德，不顾州的禁令，开设了4家家庭计划诊所，接受了75名去寻求咨询和治疗的已婚妇女。她们被警察逮捕，诊所被勒令关闭，该州坚持有80年之久的禁止避孕的法令，判她们有罪，每人被罚款100美元。官司一直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5年6月7日历史性的日子终于到来，联邦最高法院以7：2的票数否决了康涅狄格州禁止避孕和生育控制的法律。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生育控制的支持者几乎一个州一个州地向类似的荒谬法律挑战。上述判决1周后，纽约州反对避孕的法律被废除。1972年3月23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当已婚夫妇能够获得避孕药物时，任何州无权阻止。接着马萨诸塞州和威斯康星州反对避孕的法律被认为违反宪法而被废止。美国国会为此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类似避孕等行为属公民隐私，政府以及任何人无权干预。
对教会的冲击更具戏剧性。问题是，虽然对圣经的解释，可以认为反对避孕是正统，但已经有许多教徒接受和采用避孕方法。尤其在天主教国家，由于禁止使用避孕药物，妇女不得不诉诸非法堕胎，导致妇女死亡，而她们死后留下的孤儿，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958年梵蒂冈立法，避孕药物可用来治病，但不能用来避孕。1964年2000位主教和天主教讨论“婚姻是不是仅仅用来生育的工具”？讨论未能取得一致，声明承认夫妇有权通过“符合道德的”生育控制方法来缩小家庭规模。这使人们对梵蒂冈改变立场抱有希望。在谣传梵蒂冈可能改变他们对避孕的传统观点后，与研制避孕药物有关的公司股票猛烈上涨。但梵蒂冈任命的生育控制委员会反复开会，一再增加委员人数，经过3年不断的讨论和研究，教皇最后于1968年7月29日发表通谕，宣称人工避孕将“开辟一条通往婚姻不忠诚和降低一般道德标准的捷径”。通谕发表后世界舆论大哗。美国天主教大学师生罢课，全世界去教堂的天主教徒人数急剧下降，以示抗议这个通谕。
人们在阅读这本书可能会想到一些问题。第一，关于family planning的中译名。Family planning原意是“家庭计划”，是指节制生育，少生孩子，缩小家庭规模。这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但我们却译为“计划生育”，这有时代的标记。我记得那时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既然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那么物质资料生产有计划，而“儿女生产”无计划是不行的。现在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不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机制，那么还能坚持“儿女生产”计划吗？
第二，对避孕药具，尤其是避孕套的使用，在中国仍然存在着无知和偏见。正如本书指出的，避孕药物问世之时，已经有人提出这种责备：避孕药物将会导致淫乱。推广避孕药物的先驱们早已作了深入研究，并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人们的性行为是文化、伦理的因素所致，决不是某一技术或药物所能改变的。避孕药物的使用和推广并没有引起“性革命”，或者并不存在什么“性革命”，存在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性行为的演化。同样，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些地方的研究也表明，包括使用避孕套在内的性教育并没有使受教育者改变性行为，朝多性伴、增加随意性交等方向变化。推广使用避孕药物后，多性伴的人仍然是人群中的少数，婚前性关系多数仍然发生在未来成为夫妇的男女之间，这两者人数没有根本的变化。我国在医科大学生进行性教育的经验也表明，包括使用避孕套在内的性教育没有改变这些大学生的性行为。但是一些人出于无知和偏见，就是反对在青少年中进行性教育，宁愿依靠以外国准邪教为后台的所谓“教育基金会”来进行贞操教育，严重干扰我国预防控制艾滋病的战略。
同样遗憾的是，本书的中译本将所有注释和文献全部删除。看来不止一家出版社不了解注释和文献的重要性。我们要求作者“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如果没有注释和文献，我们怎么知道作者“言之有据”？希望出版社决不出版没有注释和文献的学术著作，也不要将原有的注释和文献砍掉。
（《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伯纳德·阿斯贝尔著何雷、晓明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定价：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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